11月27日晚19：00，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诗学讲坛“进化论、国语运动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在荟文楼八楼成功举办，特邀主讲嘉宾为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段从学教授，讲座由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向天渊教授主持，新诗所部分教师、在读研究生及来自外院系的同学聆听了此次诗学讲座。
     在讲座活动开始前，首先进行的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客座教授聘任仪式，向天渊教授代表中国新诗研究所向主讲嘉宾段从学老师授予客座教授的荣誉证书。随后，段从学教授发言表达感谢并正式开始诗学讲坛的报告。段老师通过讲述由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到胡适的“文学革命”的发展过程来探讨中国新诗的发生，他首先抛出几个问题：什么是新诗？以及新诗特殊在哪里？段从学教授将新诗与旧体诗词进行对比，认为旧体诗词虽然具有平仄、押韵等特点，但它不符合文体规范，而新诗是符合文体规范的，不过我们在研究新诗时不应当把它当作一种文体来研究，这也是新诗的一个特殊之处。
     随后进入讲座的主题，即新诗是如何发生的，是哪些因素推动了新诗的发展？段从学教授认为是一些历史的、偶然的因素才导致新诗的逐步发展，以此从发生学角度将问题拉回到黄遵宪以及胡适这里。黄遵宪提出的“诗界革命”以及“我手写吾口”其实已经包含古人自古以来对于白话新诗的态度，结合古时人们说话采用白话但写作仍使用文言的例子来看，新诗应当从黄遵宪这里诞生，但后来新诗人们认为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失败了，甚至连黄遵宪本人都发出了“文学无用论”的悲叹。与黄遵宪同样致力于想要进行“诗界革命”的还有胡适，既然胡适和《尝试集》有着如此多的争议，那胡适究竟是抓住哪方面的力量才推动了新诗的诞生和发展呢？段从学教授认为当时的进化论思想、国语运动、大众传媒是分离的，同时也是平行的，彼此之间很少有交集，但胡适就抓住了这三点并使之结合起来，新诗便由此诞生了。
     接下来段从学教授就“进化论思想”“国语运动”“大众传媒”三方面进行深刻细致的解读，他认为尽管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的思想和胡适的“作诗如作文”有相通的地方，但前者并没有“进化论思想”，黄认为口语的合法性是来自古语的合法性，过去优于未来；而胡适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里则明确提出了要“进化”的观点。胡适实质上是将语言运动与国家重造联系在一起，也打破了文言与白话的二元对立。新文学的语言就是“新国家的语言”，白话成了国语教育的工具。
     讲座最后，向天渊教授梳理了自郑敏发文讨论有关新诗发展过程的学术理路并回应了此次讲座的主题，对段从学教授的汇报和分享表达感谢。讲座内容融知识性与学理性为一体，提问与解答环节的对话给予讲座参与者不少新诗研究的方法论启示，此次诗学讲坛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