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0号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岗教授应邀做客西南大学举办题为《汪曾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讲座，探讨汪曾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关系。本次讲座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所与西南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吕进诗学讲坛·文学院名师讲坛”系列，文学院院长王本朝教授主持讲座，新诗所向天渊教授、邱雪松教授、魏巍副教授，文学院张武军教授、曾利君教授、新传学院秦红雨副教授等，以及新诗所、文学院和其他院系同学参与此次讲座。
     罗岗教授首先从“汪曾祺的百年诞辰”作为切入点，简要分析汪曾祺在1990年的诗作《七十书怀出律不改》，着重阐明“也写书怀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的矛盾性问题，强调汪曾祺在文学史意义上开宗立派的地位。罗岗教授特别援引黄子平与李陀两位老师的文章说明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汪曾祺的意义》主要讲述汪曾祺的部分小说实际上是以40年代的小说为底本，进行旧稿重写；《意象的激流》虽然主要分析余华的作品，但引领先锋主义的人正是汪曾祺。因此汪曾祺在80年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之所以这样界定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与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在80年代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有关，作为文学史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重点是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
     罗岗教授简要指出汪曾祺与赵树理、沈从文、张家口的关系，与赵树理、沈从文的交往使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受到明显的影响，在张家口的经历使汪曾祺加深对中国农村的理解。紧接着，罗岗教授结合文本分析“汪三篇”（《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三篇小说虽写于80年代，但故事却发生在民国时期；罗岗教授通过三篇小说的细读阐释汪曾祺与80年代的关系，说明汪曾祺对农村“小有产者”问题的思考。
     讲座接近尾声，罗岗教授提到80年代初汪曾祺的小说并非远离现实，而是用文学的方式铸造汪曾祺式的风格，表达其作家的忧思并显示自身的丰富性，创造性地融合赵树理、沈从文的书写风格。但90年代汪曾祺的风格则有所改变，其遗留下来的作品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罗岗教授的讲座持续两个小时，引发现场听众的阵阵掌声与热情回应；王本朝教授在总结时评价说，罗岗教授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讲述汪曾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体现罗岗教授强大的文学史功底和文化研究视野，有助于同学们更深刻地理解文学史与文学史观。

（编辑：文涵   摄影：黄家鑫）